閩都文化溯源

http://www.ritechgroups.com  2016-11-01 15:35:09  來源:福州日報  

  前幾年,閩都文化的概念提出之初曾遭人質疑。因為八閩文化中,有的以地域方位命名,如稱閩南、閩中、閩北、莆仙、武夷文化;有的以族群命名,如客家、畬族文化。唯獨福州以“閩都”稱,似有自大之嫌。其實,了解福州的歷史與文化之后,人們便不會以異樣目光看待閩都文化了。

  眾所周知,福建進入正史的記載,源于司馬遷《史記·東越列傳》,幸賴良史妙筆,閩越國、東越王、閩中郡,連同冶都、東冶等郡國之號、王者之名以及都邑之稱一并載于史冊。而自無諸至余善的百余年間,史家著墨最多的,也是關于他們祖孫數代在福州地區的活動。自建都到毀城92 年間,閩越王騶氏家族不詳經歷過幾王,而劉氏皇朝卻已然更迭了六位君主。福州(東冶)初為王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實,在閩越族形成、閩越國建立之前,福州地區早已是古代土著南蠻閩族的世居之地。上古載籍如《周禮》《山海經》《逸周書》《左傳》《國語》等書,均有關于閩地信息的零星記錄。《周禮》甚至有“七閩”人民(族群)與“閩國”(方國)的記述;古籍更稱“閩”為蠻族的別支,或羋姓楚蠻。所以,當戰國中期于越滅國之后,族人逃散,部分遷入閩中,與閩族人融合、同化而形成閩越族,遂有閩越國之名。

  基于此,作為閩都文化的底層應有閩族和閩越族土著文化的基因或底色。其明顯的特征就在于閩中方言的復雜多樣與福州方言的難學難懂(因有土著閩、越膠著語渾融其中);也是民間口傳文學、民間信仰與民俗事象紛繁駁雜、令人迷亂困惑的原因。

  宋代知州曾鞏認為,福州古稱閩中是緣于它“居閩土之中”。故秦時置郡首稱閩中,學者認為其治所在福州應是正確的,盡管秦廷實際并未派官施治。福州稱都,本是經濟發展、政治文明、社會進步的產物。“都”本為邑聚之義,都會指人口眾多、市肆集中之地,古書也有“諸侯封邑曰都”的記載。而福州從無諸封王建都開始,就是名副其實的都邑,在其后的政治發展中,始終作為歷代主政官員的開府駐節地。所以,早在宋代,兩任福州知州的蔡襄,稱福州為“東南第一都”,朱熹也稱福州為“東南都會”。宋代《三山志》還記載,福州城內閩縣衙署前原豎有“閩會坊”牌匾,后改為“閩都坊”。可知福州稱“閩都”其來甚古,并非因明代王應山著《閩都記》、清代董執誼編《閩都別記》才開始名世。

  福州作為閩中都會,不僅是王國都邑、郡縣治所、州府署地、路省之會。它還具有閩中首邑、八閩首善之區的榮名,標志其特殊身份。正由于此,閩都歷代集中了眾多的政治精英與文化巨擘;而且閩中主政官員的施政教化、號令指麾皆從此出。史書記載,早在南朝宋時,郡守阮彌之、虞愿、王秀之等開始興學施教,使“人有詩書,市無斗囂”,開始移風易俗的教化進程。中唐以后,多任福州知州兼經略軍使、節度觀察使,如管元惠、李椅、常袞等輩,不僅力推教化,興學育才,而且身體力行,執教興文,獎掖揄揚,使福州由“縵胡之纓,化為青衿”,“由機巧剽輕”的舊風轉化為“俗成鄒魯”,進而為“文儒之鄉”,其文風之盛冠于閩中,重于東南。由此可見,自六朝至于隋唐,福州屢經儒學教化濡染,業已改變民風剽悍樸蠻的舊貌。

  福州無論是儒學正統文化還是民間民俗文化(包括方言謠諺、民間文學、民間藝術、民間信仰、民俗風情等),全面的發展進步,應在王審知兄弟率部入閩并主政福州之后。閩王興崇儒術,創辦四門學,推廣鄉學義學;招賢納士,整理典籍,終至朝野“儒風濟濟,雅道靡靡”,為其后福州乃至閩中社會的全面進步奠定基礎。

  到了宋代,因為社會經濟高度發展,海外貿易十分發達,市井繁華,文風鼎盛。如朱熹所言,“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稱之為“海濱鄒魯”。其時書院、鄉學遍布各地,科舉甲于全閩,各類人才輩出,學術著作繁榮。主政者力倡儒學與文學,有如蔡襄、程師孟、曾鞏、真德秀、梁克家、葉夢得、趙汝愚、辛棄疾等。因為“太守復工文”,故引領福州社會文化風尚。被稱為閩學正宗傳人和閩學干城的黃榦及其弟子們,大力弘揚朱子“正學”,遂使閩學漸成顯學,風行天下,儒學為閩都文化的正脈和主流,乃是不爭的事實。

  閩學文化在明清時期更有弘揚與發展,福州出現許多碩學名儒。清代不少主政官員倡導辦學、推廣儒術,如理學家福建巡撫張伯行于1707 年倡辦福州鰲峰書院,經學家閩浙總督汪志伊于 1817年倡設鳳池書院;1870 年船政大臣沈葆楨等倡建正誼書院;1873 年福建巡撫王凱泰創辦致用書院。四大書院引領全閩學術文化,其山長多是閩中著名學者,他們在晚清、近代以后受社會新風尚的影響,紛紛倡行“通經致用”、“明體達用”之實學,培養出大量經邦濟世的人才,如林則徐、梁章鉅、藍鼎元、張際亮、陳寶琛、林紓、陳衍、張亨嘉等,皆是名震天下的命世之英。不僅書院山長尤多實學宗師,就是入閩擔任學政的官員也多飽學宿儒,如紀昀、朱筠與朱珪兄弟等,也都重視學業、獎掖士子,因而廣受好評。

  福州因其得天獨厚的政治條件與文化資源,發展成為全閩文化(儒學文化)的中心和重鎮。先是有晚唐林慎之研究和闡揚孔孟儒學,繼而于宋初開始理學逐步盛行,福州出現“海濱四先生”(陳襄、陳烈、周希孟、鄭穆)作為理學先驅而著稱;朱熹繼楊時、羅從彥、李侗之后,集理學之大成,綜合發展而為“閩學”。他和弟子黃榦親自講學授徒,培養大批理學傳人,成為弘揚儒學文化的中堅力量。明清時期,福州儒學因書院教育與科舉考試的發展而繁榮興盛,出現許多碩學名儒及其學術著作。宋代長樂人劉礪、劉砥兄弟,福州人劉彝、陳孔碩等;元代有閩縣人吳海,寧德人陳普、韓信同等;明代有陳鴻、高棅、鄭善夫、曹學佺、徐、謝章鋌等;清代在福州四大書院傳播學術的,有山長蔡世遠、孟超然、鄭光策、陳壽祺、林鴻年、鄭鵬程等眾多學者,他們都是傳承閩都文化正脈的碩學鴻儒。

  總之,閩都文化的主體和根基,應是中華傳統文化,是儒家學說,體現在所謂雅文化的學術文化方面,內容包括學術、文學、教育以及刻書、藏書和詩社活動等,其文脈傳承是明確而穩固的。這一方面來自歷代主政官員長期布施朝廷政教的影響,也有學士儒師講學化育的成效。另一方面是民間文化的傳承,這是漢吳六朝以來一批又一批北方移民攜帶中原文化與風俗習尚進入閩中,融合本地土著文化而為閩文化、閩都文化的組成部分。體現在各種民間文化和民俗活動上,而且隨時代發展而不斷充實與創新,如方言、民間文學(口傳文學)、民間信仰、民間手工藝、建筑、服飾、科技、醫學等等。這些內容除有士人學者參與或引領之外,更多的是靠廣大民眾自發創造和世代傳承,從而大大豐富了閩都文化的內容與特色。考古與方言民俗的研究表明,閩文化在其早期階段,不僅受閩、越文化影響,而且也受吳、楚文化影響,閩都文化亦如是。六朝以至隋唐,由于移民文化與政治教化的影響,以福州地區(因建制沿革先后稱晉安郡、閩州、建州、泉州等)為中心的閩都文化,開始了以儒學為基本內容的文化積累與傳播過程。所以,我們追溯閩都文化的淵源,主流是清晰的,脈絡是清楚的,只是在其分支以及來自地方性的文化內容中呈現紛繁復雜、異彩紛呈的現象與特點。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原館長 盧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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