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都文化與海西省會中心城市功能提升*

http://www.ritechgroups.com  2011-07-04 15:18:31  來源:福州社科網  

 

[提要]一個地區的文化深刻地影響著該地區的政治文明與經濟發展過程,影響著中心城市功能的發揮。歷史上看,閩都文化的形成發展過程就是福州成為省會中心城市的過程。近年來,以閩都文化為主題的交流合作是榕臺交流的重點。未來應進一步弘揚閩都文化,發揮品牌優勢,提升和優化省會中心城市功能。
[關鍵詞]閩都文化中心城市功能提升


    城市功能是由政治功能、經濟功能、文化功能和社會功能等諸多方面聯接而成的系統,各種功能之間相互聯系、互相促進。但是長期以來,對城市功能的認同主要集中在經濟功能上,對城市職能的定位更多的是從經濟角度來考慮,而對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政治、文化等綜合性功能關注較少。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大城市都在努力突出各自的文化定位,凸顯文化競爭力,增加城市魅力,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是巴塞羅那為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向世界提出的口號。在我國,城市的“文化定位”也逐漸成為許多城市關注的課題,廣州提出“城市以文化論輸贏”,蘇州提出“讓文化成為蘇州最大魅力和最強競爭力”,廈門則將“藝術之城”作為自己的目標。以文化為軸心的城市發展戰略或將成為越來越多城市的共同選擇。因此,深入挖掘閩都文化與福州城市發展的關系,利用特色鮮明的閩都文化資源,提升省會中心城市的功能,對新時期福州城市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閩都文化的形成發展過程就是福州成為八閩中心的過程
  對于什么是文化,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立場的學者給出的答案各不相同。通常而言,文化是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區域文化是影響區域發展的重要因素。區域文化的形成與該地區的地理環境、政治生態和社會人口等因素密切相關。至于什么是城市,不同學科的理解也千姿百態。
  近年來,經過學界的多方考證和政府的大力宣傳,用“閩都文化”來稱謂福州的區域文化已為各界普遍接受。然而,對于如何界定閩都文化,各方意見尚不一致。薛菁、陳永正認為:“閩都文化即是由閩江下游和閩東地區一帶及其他地區操福州方言的居民共同創造的。”①林怡、肖劍南則認為:“這種界定問題有二:一是地域范圍偏寬,閩都理應指閩省省會福州;二是創造主體偏窄,一省都會自然不斷吸納著不少不講福州方言的政治名流和文化精英,歷代來自中華各地的知識分子助推閩都文化的繁盛即為歷史事實。”所以,“創造閩都文化的主體是長期生活在福州城區或曾經在福州城區生活并深受當地文化熏陶的歷代各界人士,他們既包括講福州方言的原住民,也包括不講福州方言的外來者。”②這一觀點與葉欽地的觀點不謀而合,他認為,閩都文化包括三個要素:一是特定的區域即福州地區;二是特定的主體即福州居民;三是特定歷史積淀,即閩都幾千年的歷史傳承。其中福州居民“包括講福州話的福州人和在福州的永久性居民,也包括非永久性居民。”③
  筆者認為,就閩都的地域范圍而言,可以僅指閩省省會福州。然而,從閩都文化形成和影響的地域范圍看,整個閩江流域的居民都對這一文化的形成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同時也受這一文化的影響與熏陶。例如,出身于三明市尤溪縣、求學僑寓于閩北、聞名于全國的朱熹及其弟子黃榦等,就曾在位于福州市倉山區城門鎮林浦的廉江書院講學,書院內至今仍豎有巨碑,上刻“宋朱熹講學處”。此外,因與長樂籍進士張一漁同朝為官,交情深厚,朱熹還曾被邀請到長樂開館授徒傳經,據說朱熹非常喜歡長樂江田鎮三溪村秀麗的山水,曾刻“溪山第一”于朝元觀前的巨石上,建于宋淳熙初年(1174年)的紫陽閣俗稱朱子祠,就是朱熹當年的講學處。
  地理環境對文化的產生和城市的形成具有重大影響,尤其是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工具簡陋、交通十分不便的古代社會。而福州面海、依江、背山的獨特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條件,使其自唐以降就成為閩省經濟中心和交通樞紐。尤其是閩江,作為海西經濟區最大的河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經濟地理意義:一是使福州的河口盆地得以形成擴大,為福州城市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二是使福州能夠集聚八閩山海精華成為真正海納百川的福地。閩江作為古代福建山海聯系最重要的黃金通道,使閩西北成為福州的經濟與資源的腹地,為福州商貿業的發展及其輻射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④
  港口優勢對福州中心城市形成的作用亦不容忽視。從歷史上看,早在漢武帝時期,位于閩江口的東冶港就是當時閩越國對外交通的重要口岸;三國時期,東冶港是吳國重要的海上活動基地;唐五代時,福州港一躍成為直接對外貿易的港口,與廣州、揚州、泉州齊名;宋代,福州港開辟了海外航線,海外貿易更加發達,福州也就成為“海泊千艘浪,潮田萬頃伏”、“百貨隨船潮入市,萬家沽酒戶垂簾”的繁華港口城市。
  人文社會環境對文化塑造和城市發展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從歷史上看,自公元前202年(福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福州五次為“都”,作為政治文化中心,向全省乃至全國輸送了大量的人才。尤其以晚清涌現出來的一大批福州籍精英人物為著,如林則徐、沈葆楨、嚴復、林旭、林覺民等,所以有“晚清風流出侯官”之說。他們把閩都文化的因子、特質帶向全國、臺灣、乃至海外。同時也吸引了海內外優秀人才,到福州為官、求學、旅游、生活,將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原文化、八閩文化的因子融入閩都文化。在宋代,隨著全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閩都由“瘴癘蠻荒之地”一躍而成為“理學名邦”。“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袍舊弟兄。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讀書聲。”是南宋呂祖望對三坊七巷的生動寫照。此外,曾鞏、程師孟、陸游、辛棄疾、李拔等都曾在福州任過職,留下過自己的文化印跡;意大利人馬可波羅、艾儒略等也曾在福州旅居過,對福州有深厚的感情,以至于離開中國十多年后,在自己的游記里仍能清晰地憶起當時的情形。
  綜上,城市是在人類歷史活動的時空架構中歷史地生成的,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一定時間和空間的聚集,是一定地域范圍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文化則是一種歷史現象、一種社會環境、一種發展力量。閩都文化的形成過程也就是福州成為八閩中心城市的過程。
二、以閩都文化為主題的交流合作是榕臺交流的重要內容
  文化認同是一種個體被群體的文化影響的感覺,是個體對于所屬的文化的一種歸屬感,主要表現在地理位置、歷史、國籍(祖籍)、宗教信仰以及種族民族劃分等方面。文化認同對于維護國家統一、標志民族特性以及塑造凝聚力、向心力等具有特殊意義。吳良鏞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除列入保護名冊的歷史名城與歷史地段外,可以借題發揮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幾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借因創造。有了豐富的歷史、地理、文化知識,就好像頓生慧眼,山還是那個山,水還是那個水,但一旦你發掘出李、杜題韻,東坡游記,立即光彩照人。”⑤福州與臺灣的關系正是因為閩都文化而光彩照人。
  作為省會中心的福州,歷史上同臺灣在地緣、血緣、文緣、商緣、法緣方面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連橫在《臺灣通史》中坦陳:“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而又閩粵之族也。”福州與臺灣的交往,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三國。明萬歷十年,連江人陳第考察高山族同胞的生產生活,寫成《東蕃記》,史料價值高,備受后人重視;清康熙二十四年,長樂人林增光廣集資料,遍訪史跡,編寫的《臺灣紀略》是臺灣最早的地方志。清初入關至1895年,去臺灣開課辦儒學的福州人占三分之一。臺灣書院和福州書院關系密切,鰲峰書院曾調撥166部圖書支援臺灣的仰山書院。據統計,從康熙二十三年(1864年)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官方共任命臺灣的儒學教授、教諭、訓導644人次,其中福州籍的占192人次。
  在近代,1874年,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楨巡臺、保臺,提出“善后即創始”的治理方略,促使清廷調整臺灣行政區劃,撤銷渡臺禁令、開辦學校,教化居民,選派船政技術人員,開采基隆煤礦等,這一系列的措施,既促進了臺灣近代化,為臺灣發展奠定了基礎,更加強了臺灣與大陸的緊密聯系。臺南的“億載金城”、臺灣最南端的恒春城、臺北市政府大堂的沈葆楨廳等,都是對船政大臣最好的紀念,也是船政文化與臺灣淵源的歷史見證。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回到祖國懷抱,馬尾造船廠及船政系列學校學生成為接管日本在臺灣海軍基地、重建臺灣造船業的骨干力量。2006年1月,胡錦濤總書記參觀船政文化博物館,同年4月,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也專程到船政文化博物館參觀。臺灣及世界各地的船政后裔也一批批到馬尾參觀船政遺址和文物。船政文化品牌日益成為兩岸交流的精神紐帶。
  羅國杰認為:“傳統就是已經過去了的事物,是長期以來積淀在社會生活和人們的心理中,并在今天的現實中仍然發揮著影響和作用的一種現象。”⑥傳統不是陳舊落后的東西,而是一個民族中具有生命力的、一直在起作用的因素,尤其是文化傳統。詩鐘原是清代福州詩社活動的一種獨特形式,后來流傳到臺灣,兩地詩人活動十分活躍。“傷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門因揖盜開。”、“絕好湖山今已矣,故鄉遙望淚闌干。”是福州詩人陳季同對割讓臺灣的悲憤。“馬江嗚咽水,何日挽東流。”是臺灣詩人連橫對馬江海戰的喟嘆。
  集體儀式是文化認同的一種核心媒介,作為重復舉行的、神圣化的社會活動,集體儀式給最重要的價值以象征性的肯定。人類學家戴維·科爾澤認為:“沒有儀式和象征符號,就沒有民族。”⑦當代社會,用霍布斯的話來說,是大量“發現傳統”的時期,是通過對儀式和節日的細致敘說與對歷史淵源的精心考查來獲得世界性意義的時代。福州和臺灣民間在年節、婚俗、喪葬、禁忌等方面也有許多相同之處。兩馬同春鬧元宵、海峽兩岸合唱節、兩岸同謁“臨水夫人”陳靖姑祭祀大典、兩岸王氏宗親共祭閩王王審知儀式等,都對榕臺文化認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發揮閩都文化品牌優勢提升福州城市功能
  城市與文化的聯姻是歷史進步的必然產物。一方面,城市是文化的沉積、容器、載體、舞臺;另一方面,文化是城市的內核、靈魂、實力、形象,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鑄在城市的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單霽翔認為,21世紀城市發展的走向必然是從“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當客觀情勢、尤其是經濟社會發生重大戰略性變化時,對城市功能定位做出調整是一種必然,也是城市更好地發揮其功能作用所必需的。當以福建為主體的海峽西岸經濟區構想上升為國家戰略,作為海西省會中心城市的福州,對其功能定位做出相應的調整和完善,是一種時代的選擇。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宏觀背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產業背景和科學發展、先行先試的海西背景下,弘揚閩都文化,提升和優化省會中心城市功能也是順應時代發展的必然選擇。
首先,豐富內涵,積極發揮祖地文化優勢,提升閩都文化的國際影響力。諾思認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個突進的過程,也并不是理性設計的過程,而是一個自發演進的過程。福州作為歷史悠久、人文薈萃的八閩首府,加之倚山面海的地理特點,成為福建省文化、商貿、人員向外擴散和向內聚集的重要的策源地。移民的遷入與遷出貫穿于福州開發與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早在漢三國時,中原漢民就開始小規模入閩,五代時福州中原移民社會最終形成。南宋時福州人口已近飽和。此后,福州人口開始有規模地向外遷移,先向寧德,再向浙江、廣東、廣西、海南,然后是臺灣、日本、東南亞、歐美等。到2006年,福州海外鄉親已達300萬,約占戶籍人口的48%,旅居世界146個國家和地區。⑧移民是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與創新的重要載體和力量,他們的活動對閩都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影響重大。一方面,遷入者帶來遷出地文化,為福州經濟發展和文化多元繁榮帶來不竭動力;另一方面,移出者帶走閩都文化,擴大了閩都文化影響范圍。例如,因為閩王王審知,福州成了閩臺兩岸王氏的尋根之地;因為福州人陳靖姑,福州成了閩臺甚至東南亞上千萬臨水夫人信眾的朝拜祖地;福州的涌泉寺、雪峰寺、西禪寺、崇福寺等都是閩臺兩岸以及日本、東南亞諸多寺院的祖庭;尋根問祖、造福桑梓是中國人的特點,也是宗族血緣關系為基礎的閩都儒家文化長期浸染的結果。⑨因此,要不斷豐富閩都僑文化或根文化內涵,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斷喚醒海外鄉親的文化認同與文化自覺,提升閩都文化國際影響力。
其次,圍繞中心,大力推進榕臺文化創意產業合作,提升閩都文化海峽影響力。美國著名學者托夫勒曾經說過:“哪里有文化,哪里早晚就會出現經濟繁榮,而哪里出現經濟繁榮,文化就更快地向哪里轉移。”從兩岸經貿文化合作交流歷史與現狀看,閩都文化(船政文化、三坊七巷文化、壽山石文化等)的作用越來越凸顯。兩岸創意產業交流與合作前景廣闊。榕臺創意產業都淵源于中華文化,在發展中既有相通之處,也各有自身的發展優勢,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從相通之處看,榕臺兩地在文化上同根同源,合作條件得天獨厚。一方面,福州與臺灣一衣帶水,兩岸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商緣相連、法緣相循,有著地利與人和的優勢,文化上的親切感和滲透力強。另一方面,福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其歷史名人與臺灣歷史與現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文化認同感強。從各自的差異看,臺灣創意產業的優勢在于資金調度、商品化、制造技術和國際行銷能力,表現為:產業基礎深厚,有雄厚的制造業基礎、IT技術純熟,廣播、電視、電影、視覺藝術等創意產業已有相當根基;人才素質較高,有一支高素質的工程師隊伍、上網人數眾多、華人地區的音樂領導地位;開拓國際市場能力及整合華人資源的能力強;中小企業有高度的彈性;創投事業發達、創業精神佳。福州創意產業的優勢在于豐富的文化資源、良好的產業基礎、廣闊的市場和眾多的研發人才。因此,榕臺文化創意產業在市場開拓、技術研發、人才、資金等方面有著很強的互補性,合作與發展的空間巨大,只要能夠求同存異,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必將開拓出合作共贏的新局面。
再次,保護載體,努力打造特色鮮明的歷史文化名城,提升閩都文化的中國影響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帶來了諸多的困惑,由于忽視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城市規劃建設中抄襲、模仿、復制行為普遍,導致一些城市歷史性城市文化空間被破壞、歷史文脈被割裂,社區鄰里關系被解體,城市記憶消失,“千城一面”現象日趨嚴重。日本著名建筑設計師大谷幸夫認為,今天建筑師們并不需要挖空心思去“尋找”特色,更不應不遺余力地“發明”個性,而只要尊重本地域的自然環境、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遵循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進行創作,那么設計作品中的每一筆線條、每一個構思都一定不會是別國、別地的文化表現,建筑創作的成果就一定是對地域文化的傳承和弘揚。⑩福州自古文化昌盛,歷代英才輩出,素有“海濱鄒魯”的美譽。從“濱海四先生”到“晚清風流出侯官”再到“院士之鄉”,文化傳統底蘊深厚;福州文物古跡眾多,是1986年經國務院批準的第二批歷史文化名城。古城建筑格局和傳統風貌保存完好,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互相融合,交相輝映。至今仍然保留著自唐以來形成的、被譽為“近代名人聚居地”、“明清建筑博物館”、“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的“三坊七巷”。國務院《海西意見》專門把“我國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作為了海西的戰略定位之一,對海西自然文化旅游資源的獨特性和發展潛力予以高度的評介和期許,因此,福州應該借力海西、順勢而為,挖掘閩都文化內涵,注重閩都文化遺產保護,做大做強閩都旅游業,強化“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文化旅游強市”功能,大力提升福州城市形象和城市軟實力。

注釋: 
①薛菁、陳永正:《閩都文化的基本特質及精神》,《光明日報》2008年2月24日第14版。
②林怡、肖劍南:《閩都文化芻議》,《福建日報》2011年3月1日第13版。
③④⑧葉欽地:《海納百川 開拓永福——閩都文化的核心特質與現代精神》,《福州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第34—46頁。
⑤吳良鏞:《論中國建筑文化研究與創造的歷史任務》,《城市規劃》,2003年第1期,15—16頁。
⑥羅國杰:《中國傳統文化與21世紀人才培養》,《學習與研究》2006年第6期,第50頁。
⑦戴維·科爾澤:《政治和權力》王小章,譯,1993年版,第179頁。
⑨葉友琛、林怡:《營銷城市:以現代激活傳統——論閩都文化及其傳播》,《福建論壇》2009年第4期,第86頁。
⑩單霽翔:《從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天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頁。

 

*2010年福州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基地課題
作者簡介:張蘭英(1971~),女,福州市社科院副院長,副教授。郵編:3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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