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歷史文化碑刻概略(上)

http://www.ritechgroups.com  2010-11-02 11:21:08  來源:福州社科網  

作者簡介:楊濟亮(1975~),男,福州市社科院辦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員。郵編:350004


 


 


[提要]碑刻是世界各文明古國保存自己文獻的一種手法,中國在這方面做得特別突出。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原來散落于城鎮鄉村的大量碑刻遭到了嚴重破壞, 它們的損毀,是中國歷史研究永遠不可挽回的損失。福州歷史文化碑刻從材質、形式、立碑主體等方面都多種多樣,從內容上可分為政治軍事、經濟商貿、城垣橋梁建筑、永利環保、教育科舉等十大類型。
[關鍵詞]福州碑刻


    碑是指人為豎立的石塊,通常刻有文字,具有一定用途,如記載事件、指示里程(里程碑)、劃定邊界(界碑)及作紀念用途(紀念碑)等。刻碑勒石,以存永久,這是世界各文明古國保存自己文獻的一種手法,中國在這方面做得特別突出。數以萬計的古代碑刻,記錄和展示了中華民族文明的進程。碑刻一般包括:碑、建筑刻石、摩崖刻石、墓志等。碑由底座、碑身、碑額組成,底座有時雕成赑屃(烏龜)形象,碑額則浮雕成雙龍盤繞,碑身鐫刻碑文,有時碑文背面,即碑陰處或兩側均刻有文字。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原來散落于城鎮鄉村的大量碑刻遭到了嚴重破壞。在全社會都關注文物保護的今天,這些碑刻的命運卻令人憂慮。它們大多不是名家手跡,記載的多是民間生活,收藏價值或書法藝術價值不大;它們數量眾多,如果全部保護起來,需要花費巨額資金,為文物機構力所不逮。因此,它們中的絕大多數或仍在曠野中櫛風沐雨,或淪為民居中的墊腳石,還有的粉身碎骨蹤跡無尋。但在歷史學者看來,這些碑刻卻是傳世文獻之外的史書、民間的歷史檔案館。它們的損毀,是中國歷史研究永遠不可挽回的損失。
  福州的歷史文化碑刻從材質上有石質、銅、木之分;從形式上有字碑、詩碑、圣像碑之別;從立碑主體來,有皇帝賜的圣旨碑、官府示禁碑、商幫或鄉規民約碑等不同主體;從碑刻內容來看,大致可以分為政治軍事類、經濟商貿類、城垣橋梁建筑類、水利環保類、教育科舉類、宗教類、戲曲文化類、社會風俗類以及墓志銘、地名界碑等十大類別。這些碑刻多分布在市區的名勝和寺廟周圍,星羅棋布。此外還有不少碑刻已不存但碑文尚載于方志或個人著述之中,如《烏石山志》就記載了很多清代的碑文。現簡要分類記述如下:
    一、政治軍事類(德政碑、紀念碑、報警碑、勸農碑等)
     官府立碑,往往是宣揚德政,皇帝勉勵褒揚官僚,或修祠祭祀,或紀念重大事件,或示禁百姓,或其它軍事方面的報警作用。
     最著名的德政碑當屬恩賜瑯琊郡王德政碑。刻碑是唐天祐三年(906)哀帝李柷敕建,在今慶城路閩王祠前院。黑色頁葉巖碑身,圭形,高4 9米,寬1 87米,厚0 29米。碑座高0 9米,寬2 14米,長2 71米。座用白色花崗石雕鑿成覆蓮,四周刻壺門團圖案。碑額篆書“恩賜瑯琊王德政碑”,侍郎于兢撰文,王倜書。內容詳述王審知家世及其治閩期間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功績,是研究五代閩國的重要史料。宋開寶七年(974),福州刺史錢昱奉吳越國王錢弘俶之命,就閩王王審知舊府第改廟,祀奉王審知,并立碑紀事。碑額篆書“重修忠懿王廟碑銘”;碑文楷書,敘述王審知的世家、治閩功績以及廟祀的因由。近代還有陳兆鏘德政碑、李世甲德政碑,此二碑對于研究船政文物和船政世家具有重要實物價值。
  皇帝勉勵褒揚或勸誡官僚的碑文如乾隆勸農詩文碑。乾隆十八年(1751年)“賜浙閩總督喀爾吉善。巡吳拎越便中過,恐誤農桑候正和,完賦自緣民俗美,不須重勉善催科。乾隆辛未仲春御筆。”原閩浙總督衙署內基建工地挖掘,此碑反映了乾隆帝首下江南時的對吳越一帶觸景生情的感想和對地方官吏的告誡。又如御制晉贈太子太保兩江總督沈葆楨碑,該碑原有碑亭,址在即今天福州市工行市政府專柜所在地。《御賜福州將軍穆圖善碑》記敘了中法馬江海戰的史事。青口鎮大義村榮繡陳氏祠堂明代正德帝圣旨碑,碑文為制誥旌獎和褒封山西巡撫兼雁門關提督陳達父陳烓(1489~1527年)及母葉氏。
     紀念重大歷史事件的碑有反映明代抗倭史事的碑刻、東犬大埔碑刻和定海城堡抗倭記功碑。“大埔石刻”,據林金炎《馬祖列島記》載,1953年駐該島馬祖守軍修工事時發現。為明工部右侍郎董應舉(琯頭鎮塘頭人)所題,全文41字,每字徑22厘米。全文為“萬歷疆梧大荒落地臘后日宣州沈君有容獲生倭六十九名于東沙之山,無傷一卒,閩人董應舉題此”,碑刻時間為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五月十五日。定海城堡抗倭記功碑位于連江定海九龍禪寺內,花崗石刻制,高310厘米、寬140厘米、厚30厘米。碑首為篆字,碑文為楷字,全碑1000多字。后被一群眾用作屋內墻體,露出墻壁部分可辨認者有700余字,主要記載戚繼光、沈有容等在沿海抗倭事跡。碑刻末款為明萬歷己未,即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五月初二日,副總兵戚繼光率軍水陸會剿,用“土橇”大破倭寇于馬鼻,全殲400余人。邑人勒石立碑于縣城西郊觀音閣旁,文曰:“明嘉靖四十二年五月二日,總戎戚公大破倭夷于馬鼻,殲之,境內遂平。”
    紀念中法馬江海戰歷史的碑刻主要就是馬江昭忠祠碑群。《特建馬江昭忠祠碑》(裴蔭森)位于昭忠祠內追思亭東側。碑高2 25米,寬0 9米,花崗石質。碑上方2行橫寫篆書“特建馬江昭忠祠碑”,碑文分18行,楷書豎寫,共計639字,主要記載了光緒十二年(1886)為祀馬江死難之員勇,奉朝旨建設昭忠祠之事宜,石碑為裴蔭森所題。裴蔭森,江蘇阜寧人,時任福建按察使,竭力重振船政,并完成建設昭忠祠。《重建馬江昭忠祠碑》嵌在昭忠祠右側回廊墻壁上,將樂石質,楷書碑文分24行,每行19字,記載重建昭忠祠經過。陳兆鏘民國九年(1919)八月題。陳兆鏘,福州人,時任福州船政局長兼“海軍飛潛學校”校長,主持制造出我國第一批水上飛機。《甲申、甲午兩役合祀馬江昭忠祠記碑》為民國11年陳兆鏘題,現嵌在馬江昭忠祠右側回廊墻壁上。石碑為將樂石質,長0 77米,高0 43米。碑文楷書縱刻28行,601字,字徑1 1厘米。《馬江海戰烈士墓碑》,位于昭忠祠西側烈士陵墓前,花崗石質,民國9年陳兆鏘主持合九冢為一丘時所立。題刻楷書縱2行,“光緒十年七月初三日馬江諸戰士埋骨之處。”此外還有《張剛勇公專祠碑記》、《捐建長門昭忠祠暨張剛勇公專祠碑記》等。
   紀念福州抗日戰爭的福州警察局卅四二一戰役陣亡官警紀念碑,1942年立,置于西禪寺內,碑文上的“卅、四、二一”字樣,正是指民國三十年即1941年的4月21日,這一天,正是抗戰期間福州第一次淪陷日。該碑至今已在寺內整整立了65年。如今,福州市已將4月21日作為每年拉響防空警報的特殊日子,以喚醒民眾永遠勿忘國恥、牢記歷史,提高國防意識。同樣福州抗日戰爭歷史的碑刻還有大湖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 “志雄關”碑刻;一九七四年立的琯頭鎮川石村“萬人坑遺址”碑則反映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罪行。
     碑除了紀念重大事件,同時也是祭祀大臣名人祭文的載體。如明代有蓋山鄉新安村鯉魚山黃雍墓前奉天敕命碑、城門玉泉山林瀚墓前“天旨碑”,明代張經所撰“重修常公祠記碑”,“常公”指唐代福建觀察使常袞。清代有“福建清故太子太師閩浙總督孫文靖公祠碑記”石碑(現存恒康藥店), 浙江人為紀念閩浙總督孫爾準于清同治五年(1867年)建祠時所立。福州西郊馬鞍村林則徐墓前的“御賜祭文碑”為御史陳寶琛敬書。近代有民國福建省府代主席陳培錕撰寫,李世甲等人勒石的《林森紀念堂碑》,長樂營前黃村長魯貽紀念碑(此碑已毀)是紀念營前模范村改革試驗的黃展云的。閩侯南通鎮南通村的“萬家生佛”青石碑是為贊頌籌建蘇州橋的薩鎮冰而立的。
     古代大量碑刻具有向百姓示禁,維持社會安定的功能。清道光七年(1827)至光緒九年(1883)的五十六年間,北峰的大、小北嶺諸村出現煙館和賭場,惡丐呼群入鄉實行強乞,盜賊偷盜家私、牲畜、稻谷、田薯和樹木竹林,歹徒攔路擄勒,更有拋尸置門戶或詐死圖財。為保護北峰人民生命財產,維護社會治安,福州府侯官知縣屢出告示,并立碑示禁。如《紅廟告示碑》(1856)、《桂湖公約碑》(1877)、《賢場墩示禁碑》(1881)、《彌高示禁碑》(1885)、《民義示禁碑》(1885)、《江南竹示禁碑》(1883),碑文多列舉“賊匪惡丐麻瘋、強乞、勒索、移尸圖詐、聚眾賭博、開張煙館等罪跡”,表示了官府“嚴拿重懲,決不姑寬”的決心。類似的碑刻還有南嶼際上村“奉憲禁乞麻碑”(1862年)、壽山上板村示禁碑等。在倉山望北臺附近也有一個琉球墓告示碑,今藏于省博物院,碑為花崗巖質,下側已毀,楷書,刻于道光二十年,碑文縱13行,主要是告示琉球墓附近居民不得“布種菜疏以及侵占糟跶毀界傷墳,并滅界占地盜賣各等情”。
     在軍事隘口,官府還曾立碑警示御敵。如鴉片戰爭中的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立于閩安鎮的《□□犯順廈門報警》碑,報警碑現存于馬尾區閩安村巡檢司內,碑為花崗巖質,高236厘米,寬93厘米,厚12厘米。碑石右上角殘缺,碑的正背兩面均陰刻文字,字為楷書,縱15行。碑文記錄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在侵略者進攻廈門時,清政府命在閩安鎮此咽喉地帶“布置兵炮”“防堵”英軍入侵福州城,閩安當地兵民對各種防御設施的修繕過程,背面為開緣筑壩而捐款人員金額清單。
     不少碑刻還反映了榕臺之間密切的軍事協防關系。清兵入閩后,為防止鄭成功再度進攻福州,便對閩安鎮軍事設鋪進行全面改建,把巡檢司建筑擴建為協臺衙門,將巡檢衙門遷出,另建東側江邊。在今天閩安鎮協臺衙門口西側還立有一塊《重修閩安鎮協署碑記》,碑文3 2米,寬1 2米,厚0 25米,碑刻中描述了閩安的重要軍事位置及協臺衙門的兩次修建情況。碑文中可知,協臺衙門建于順治年間(1644-1661年),主持修建的人為“范公”,1895年協鎮鐘紫云對衙門進行了重修。協臺衙門現保存完整。
     在閩安鎮閩安中學(原址為閩安城隍廟)墻邊還有幾塊石碑,其中一塊寬1米,高2米,從內容上看,應是記錄捐款修繕城隍廟的“捐款碑”。在名單中有“臺旅各軍士”即當時派往臺灣的閩安“班兵”。清初,為了加強對臺灣的管理,自康熙二十五年(1086年)起,清政府實行班兵制度,從福建各地抽調兵源前往臺灣駐防,“臺澎一鎮水陸十六營,額兵一萬四千六百五十有六,自督、撫兩院,水陸二提,漳州、汀洲,建、福、海壇、金門六鎮,福州、興化、延平、閩安、邵武五協五十八營抽撥更戍,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數十人。”這些兵牟以三年為期,陸續更換。當時閩安與臺灣之間海上交通并不順暢,時常會碰上各種風險。那些戍衛臺灣的軍士,在完成任務后,凱旋回到閩安軍中,有感于閩安城隍廟諸神對自己的庇護,捐款維修城隍廟。在捐款碑的名單中就有“署福建澎湖右營中軍府陳國銓”。
     同樣,在連江縣城關媽祖廟也有班兵旋歸后捐建媽祖廟的捐款記錄的石碑,反映了福州在臺灣軍事防務上發揮的重要作用。
    二、經濟商貿類
     這類碑刻是反映會館、商幫經濟貿易、寺廟田契買賣等經濟生活信息的重要實物資料。
福州市連江縣壺江島,有一塊近四百年的《散幫認課德政碑》,鐫刻于明萬歷四十五年(1618年)元月,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董司空(應舉)撰寫。反映商鹽幫交官結吏,囤積居奇,抬價剎價,魚肉漁民,董公深入調研、主持公道的事跡。馬祖北竿塘岐村橋仔村各立一塊“閩浙總督告示碑”, 高217厘米、寬73厘米。臺江萬壽尚書廟有清乾隆至民國的碑刻14方,碑刻記載清嘉慶間,臺江汛有恒盛、開順、美豐,萬泰等13行,有豐美、長勝等10余棧,有青果、香藥、鐵條、桶店、紙箔等商幫,以及糖商、米商、木商,還停泊有琉球大船等。從捐款建天后宮的商幫就有亭頭、瑯岐、閩侯、長樂、連江,甚至閩南廈漳泉的商戶,乃至兩浙、山東商幫、琉球商人,說明當時臺江商貿的繁榮和對外交流的發達。臺江河口太保埕天后宮,初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十九(1839年)在舊基上拓寬修建。這一會館系由從事中琉牙行貿易的“球商”即所謂的“十家排”聯合建起的。《閩縣鄉土志》載:“李姓四戶,鄭、宋、丁、卞、吳、趙各一戶,代售琉球之貨”。1947年,傅衣凌先生到河口實地調查時,柔遠驛已破壞無遺,而球商會館尚存,并在館內發現石碑。該碑立于道光十九年(1839)七月,記載了球商重建會館,疏浚宮前小河,懇請知府示禁附近軍民勿將穢物堆塞以及地棍藉端滋事等事宜。《兼屬福州南臺海防總補分府管理水利關課碑》立于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二十一日,主要內容是保護琉球客商利益,該碑現存省博物院內。清同治八年(1869年)馬祖北竿塘漁民因配鹽貿易與連江幫鹽商發生爭執,驚動省垣,閩浙總督出面調停。立碑規定沿海漁業用鹽分配和經營辦法。當時僅馬祖島從事漁業生產的人就達370余戶,旺季配鹽3000擔至15000擔。該碑對研究當時兩岸經貿往來、馬祖列島開發、經濟發展以及與福建等地關系都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史料。
     此外,臺江新港里新港庵的“建新港庵竹商會館”碑(清光緒年間),臺江古田會館民國四年建館碑,倉山清涼寺大門口有三塊石碑,皆是浙江木商公館所立,這些碑刻都是研究福州商業、港口歷史的重要文物資料。
     有的碑刻反映田產等經濟信息,如連江寶林寺法堂明代一石碑:碑文“敕賜大中寶林祥寺,萬歷甲申年秋仲月,本縣正堂劉爺親批僧妙空執照。寶林寺香燈田舊戶號數,共計壹拾貳畝陸分柒  厘叁毫正,許付僧人妙空管業,有本里排年佶證。如有豪強意圖吞占者,執此告官,依法開罪。”下面是一連串標明了地界與畝數的田產。這塊碑是明萬歷年間連江劉姓知縣頒給寶林寺住持妙空的一份土地執照,相當于今日的土地證。立于五里亭的清道光23年(1843年)“耕田碑”“嚴諭各佃不準拖欠官置惜字田租谷告示碑”全文約2000字,反映了清代福州東郊農民租種國家耕田的土地制度。1985年福州東郊臺江鄉竹嶼村后山趙石顯墓出土趙汝顯買地契和其妻吳瑞買地契各一通,則是反映古代地契買賣的經濟文物。
  近代《請用國貨》碑刻則是反映五四運動時期福州社會各界抵制日貨,提倡國貨,開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歷史見證物。可惜,今天碑已無存,只有國貨路的命名保留了下來。
    三、城垣橋梁建筑類
     (一)城垣建筑碑
     元和八年球場山亭記殘碑,于1958年修筑鼓屏路時,在路東側發掘出一塊嚴重斷殘的碑石;現存省博物館。碑系花崗巖,寬99㎝,殘高54-62㎝不等,厚25㎝,碑文刻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主要記載了唐刺史裴次元于歐冶池山南辟建球場的過程,描述了唐代福州城市發展方方面面的景象,可補《三山志》之誤;碑文是反映古代福州海外貿易、對外交通、體育、山水園林、產茶飲茶史等方面歷史信息的最早史料。該碑是現存閩中金石年代之最,且是全國唯一記述到唐球場建筑型式規模的碑文,是閩中現存最早的詩文書法藝術實物。①
   (二)修橋碑
     修橋鋪路是被民眾所推崇,造福于大眾的慈善行為,所以古人往往要立碑記事,記錄捐建人名。
   閩侯拔仕三路碑。在閩侯荊溪鎮關西村拔仕自然村的北宋出省驛道上的三段摩崖石刻。其一,“拔仕”榜書,南宋“寶慶乙酉秋”(1225年);其二,沙溪修路記碑(嘉祐三年1058年),碑文記述北宋年間懷安縣城至雞菜嶺約有百里之遠,“路險石惡”,“行苦之”的狀況和懷安縣令樊紀上任第二年就修整道路的宦績,并寄望“繼政君子”像樊紀一樣,做到道路“缺者能補,陷者能平,斷者能接”。其三,募修官路碑(宣和元年1119年),碑文直下楷書計10行,高1 52米,寬1 43米,字徑8㎝;碑主要記錄林慈發起修建“官路”尋驛鋪捐募情況。驛鋪系古代供傳遞公文、宿會公車和行人憩息之用,置驛丞以總其事。建州、古田到福州的古道系唐末黃巢義軍入閩時鑿山而建;荊溪關西村這段約3里的古道,正處于這一路段上,并建筑在閩侯縣境為起點的首鋪驛站。此三段宋代“官路”石刻的發現,對于研究福州市古代交通史和書法石刻等都是寶貴的實物資料,可證史補史之用。
     其它修路碑還有南臺“石獅臺前社”舊碑、長樂厚安修路記碑、閩候雪峰重建萬工池路碑、清羅源飛鸞嶺碑記,長樂岐頭石刻、院里山石刻、西庵口石刻、王莊小學校內王莊鋪路碑,芙蓉山、鼓山、馬尾閩安和亭江等處也有古人鋪砌石路的石刻。
     (三)渡口碑
     福州的閩江及支流溪河上有許多古渡(古碼頭),福州方言有時也稱“道”或“道頭”,現在留下原貌的也不多了。在閩侯旗山下南嶼坎水保留著宋代錦溪古渡,是在靠岸水中架設石板條砌成平臺,岸邊及水中還立有石柱,供泊船時系纜繩用。整個古渡保留原有風貌,十分珍貴。岸邊有古渡的碑文:“勾當林祐、林稷臣、僧應琛、必言、義端、超升、石匠張遂,處士張初自造。政和五年四月十一日始建,五月二十八日告成。”政和五年即公元1115年,距今已有896年了。
     嵩口重整義渡碑,有一人高,由“欽加五品銜署理永福縣際門分司”王懋功所立。碑文楷書直行:“喜轎過渡只準收花彩錢肆枚;肩挑整擔過渡須驗明發票執照,每擔準收壹枚,如無發票執照,即行稟報鹽館呈究(注:當時私鹽查禁甚嚴);棺柩過渡,不準索取花彩分文”,還有“凡行旅過渡,無論外府縣,概不準索取渡錢分文”,“渡船無論新舊,如有損壞須修理堅固,不準糊涂濫用”,“如遇大水不準勒索渡錢”,并規定了過渡安全要求等十條。章程詳細簡明,一目了然。嵩口古渡處于大樟溪中上游,為交通要道。《永泰縣志》載“貢生毛羽豐捐田50畝為義渡,給渡子佃種,不索旅錢,勒碑德星樓亭”。地方官為小渡口勒碑意在宣示政令法紀和鄉規民約。嵩口古來為福州府經德化往閩南必經之路,商貿發達,明清時,永泰設有際門巡檢一員,衙門設在嵩口,俗曰“嵩口司”。
   (四)橋梁碑
     飛蓋橋碑和沈公橋碑。閩安村迥龍橋是一座古老的石橋,橋跨邢港兩岸,是村里人出入的必經之所。該橋修建于唐末天復元年(公元901年),此后屢經修繕。從橋南的碑刻中可知,該橋在宋代時改為“飛蓋橋”,此碑系宋狀元鄭性之書刻,清康熙年間改稱“沈公橋”。1840年此橋重建,重修捐款情況反映在橋北端圣王廟墻上的《沈公橋碑》中,碑文豎行右讀,前半部分說明此橋歷代重修時的情況,文后則刻捐款人的名單,其中包括江繼蕓。在升任金門總兵前,他曾任閩安協鎮,并率兵捐建迥龍橋。在名單中還提到“提左副總府謝國標”和“閩左中軍府顏鳴亮”,謝顏二人都曾在臺灣任過職;謝國標1840年任廈門水師游擊,任上因抗英作戰有功,晉升澎湖副將,顏鳴亮1835年曾任“署閩安左營守備事金門鎮標左營千總”。四年后,顏鳴亮又主持閩安村內北壇的重修工作。北壇廟位于邢港釣魚潭一側,內奉張巡。現存壇廟內的《福緣善慶碑》也有“謝國楨”名字。
     河口萬壽橋記碑。原碑立于臺江區南公村萬壽庵前,現已移置于山碑廊。該橋又稱萬壽橋,建于清康熙七年(1668年),由鼓山涌泉寺成源和尚募建。碑記于康熙九年十月廿三日,石鼓住山道霈記,乾隆版《福州府志》載有《福州南臺石橋碑銘》,全文記載了修橋的過程。為紀念萬壽寺僧王法助建橋功績,后人在橋北附近建頭陀寺,塑法助和尚座像供奉。內有《頭陀寺法助禪師贊》碑。今于山碑廊還有光緒二十七年的《重修江南橋記》碑。②
其它修橋碑有洪山橋記事碑、閩侯荊溪鎮清乾隆四十三年(1769年)重修鼓響橋碑、延坪鄉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重修龍津橋碑,長樂太平橋碑、九都取青橋碑、咸豐乙卯羅源重修護國橋路亭塔碑記、乾隆三十三年鑒江險橋碑記、福清龍江橋碑、躡云橋宋碑、東山榴花洞逐鹿橋碑等
     有的將建橋歷史銘刻在木頭上,如閩侯白沙鎮聯坑村的遠濟橋;橋亭懸掛一全塊板酸絲木匾,長193厘米,寬63厘米,匾上鐫刻“遠濟橋”三個隸書大字,并陰刻方寸行書跋文,詳細記載建橋歷史背景、時間,并闡述“任天下事者,茍建以建橋之心為正,則天下何遠而不濟哉,然則遠濟又豈獨為建橋言哉”的命名含義。有的則將捐款時間人名直接鐫刻在橋梁石條上,如青口宏嶼橋、南嶼棲云橋、上街十四門橋、林浦林橋、斷橋等。
五、水利環保類
     禁止砍伐林木,保護生態碑主要有閩侯石松寺宋紹興四年(1134年)“法真松”詩碑、嵩口古渡口明嘉靖“林帶植榕碑”、 連江橫槎清咸豐十年(1860年)禁伐林木碑、連江苔菉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護林碑、同治二年羅源甘厝梨洋村禁止盜砍山林等示禁碑記。著名的船政環境保護碑原豎在馬尾鎮嬰脰山通往天后宮的石道旁。石碑出示時間約在19世紀70年代。花崗石質,石碑長0 914米,寬0 3米,厚0 13。米,碑文楷書豎寫“船政大臣示:山上竹木,栽植多年,不準砍伐,無論軍民人等,如敢不遵約束,私行砍取,許即指名稟究,定即從重懲辦,毋違,特示。”
     疏浚水利碑主要有天寶陂渠道碑、葉向高撰重修天寶陵碑記、連江東湖遺愛祠道光十年重建碑、民國薩鎮冰為處理養魚用水和灌溉用水糾紛的省長令碑。瑯岐義湖開湖碑記載明萬歷年間“楊公仕琮舍田開湖”的事跡,該碑是研究瑯岐島歷史以及水利建設的實物資料。永泰嵩口古碼頭立有清代為處理林陳兩姓爭水而引出人命案所立的《奉撫憲碑》。“重立潘敏惠福文襄浚湖河二碑記”碑,位于鼓樓區西門湖頭街的湖濱小學(古代西湖書院)操場南邊。碑文詳細記載了福州西湖所處地理位置、由來、周圍環境、功能以及自宋皇祐至清康熙年間開挖疏浚的經過。

注釋:
①該殘碑正反面拓本可見陳叔侗:《〈福州中唐文獻子遺〉——元和八舉球場山亭記殘碑考辨》,省博物館:《福建歷史文化與博物館學研研》,省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萬壽橋與江南橋,俗稱“大橋”,是閩江中最早的跨江大石橋,元代福建最大的建筑工程,它從臺江至中洲島與后建的江南橋相連,1971年加高拓寬后,兩橋合稱“解放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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