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健康慈善文化夯實現代慈善根基

http://www.ritechgroups.com  2009-01-13 11:21:26  來源:福州社科網  
 

 

培育健康慈善文化夯實現代慈善根基

張蘭英

 

 作者簡介:張蘭英(1971~,女,福州市社科院副院長。郵編:350001

[提要]在中國,慈善排行榜的不時出現,凸顯了慈善文化底蘊的薄弱。現代意義上的慈善文化起源于西方基督教道德,與中國傳統慈善文化區別明顯。由于慈善文化底蘊的差異,中國人在慈善問題上存在一些誤區。因此,注重慈善的自主性,擺正慈善的價值性,培育現代公民社會是形成健康的中國慈善文化,夯實現代慈善根基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慈善排行榜慈善文化培育根基

 

 

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部分,中國慈善事業一直牽動人心。雖然在大災大難面前,中國人的愛心總能經受住考驗,但不時冒出的慈善排行榜和慈善風波,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們現今的慈善文化及其生存境況,揭示了一些值得我們關注和深思的問題。

一、慈善排行榜與慈善文化

突如其來的災難,將數萬人的生命定格在“5121428分”。空氣中貯滿了悲傷,風雨中翻滾著哀慟。當繁華變成廢墟,生命遠離陽光,上千萬人失去家園,數萬人在轟然倒塌的殘垣斷壁里痛苦呼號時,海內外中華兒女,國際社會和友人,紛紛捐款捐物,表達一份深切的愛心,將融融暖意和心靈慰藉帶給災區人民。①

當此之際,一些熱心人士開始對各界捐贈進行排名,甚至有情急的網友搞“外企鐵公雞榜”。懇切地說,這種捐款排行榜,也是出于對災區人民苦難的真心關切,出于企盼人們竭盡所能奉獻愛心的良善意愿。然而,它也極有可能引發社會“仇富心理”和攀比意識,給捐款者造成無形的心理壓力和輿論壓力,使愛心變味,使慈善失于淺薄。

這令人不由想起2006年,“制榜個體戶”胡潤通過網絡捧出的2005年“中國內地慈善家排行榜”和“中國內地慈善企業排行榜”。巧合的是由民政部下屬的企業公民工作委員會和《公益時報》也幾乎同時推出了另一版“2005年中國內地慈善家排行榜”。慈善排行“胡潤版”與“官方版”的直接對壘,把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深層次問題推向了前臺。當時,兩個版本慈善榜的推出,顛覆了中國數千年來富人“韜光養晦”、“財不外露”的傳統,激活了富人潛在的行善熱情和能量,引發了社會對于慈善的廣泛關注與思考。有人認為,慈善榜的最大意義在于,讓更多中國富豪的心靈注入一種理性的財富文化觀與財富責任觀,催發他們心靈向善程度的提高;同時,也有人士認為,富人對社會“公益缺位”是明顯的榜中之瑕,目前中國富豪急需改變他們在慈善公益事業中的“不作為”的情況。胡潤慈善榜中,50名富豪共捐出了10 2億元的現金和物資,這連三峽大壩投資的零頭都不到;“非典”期間,在中國23萬個千萬富豪中,僅有1個千萬富翁為“非典”捐了款。而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在4年里給慈善事業捐贈達235億美元,相當于他現有凈資產的60%!②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慈善文化的缺失是最根本的。慈善的本質是割舍不斷的人間真情和真愛,慈善的原則是基于這種真情真愛的自覺自愿。雖然,在汶川大地震面前,人們自覺自愿的愛心大奉獻,不僅讓世界見證了中國普通民眾的如潮愛心,也見證了中國名人、明星、富人、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慈善事業的成熟,捐贈排行榜的不時出爐,單位捐款中程度不同的強制,都凸顯了慈善文化底蘊的淺薄,違背了慈善的本質和原則,極大地損害了慈善的根基和土壤。因此,培育現代慈善文化,夯實慈善根基是發展中國慈善事業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二、慈善文化的內涵與中國人的誤區

慈善作為一種事業,可以追溯到宗教。現代意義上的慈善文化與基督教的罪感文化緊密相連。在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基督徒們以其對上帝的信仰為精神支撐和價值根基,效法基督耶穌,自覺地培育和形成了博愛、罪感、謙卑和懺悔等道德情感,推動了現代西方的慈善事業和福利事業。基督教的博愛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博愛是對人類與生俱來的同情心和血緣親情這一類自然情感的否定。二是博愛排除了對道德回報的期待。從一定意義上說,基督教道德中包含有“為愛而愛”、“為道德而道德”、以博愛自身為價值目的的崇高精神。在“罪感文化”背景下,慈善是“贖罪”的一種形式,是人類進行自我圣化并接近上帝的方法和途徑。

中國傳統慈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它強調道德的力量,強調個人修養與慈善的關系,認為“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記·曲禮上》),“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貞觀政要》)。其次,在國家管理與民生的關系方面,重視“仁政”、“善治”,認為在社會發展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主張以“損有余,益不足”(《荀子》)的方式調節不平等現象。第三,特別重視以孝、悌為主要內容的倫理教育,并推己及人,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提倡守望相助,建立和諧的鄰里關系、鄉里關系。第四,由于長期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對工商業者有著特殊的慈善要求和獨特的財富觀,主張“君子謀道不謀富”(《吏商》),“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對商要富豪提出了“量力施舍孤貧”,“兇歲設廠施粥”,“救濟殘廢有疾人,教養無依孤獨”等十分具體的要求。

西方的基督教將慈善作為一種他律要求,教徒有一種恐懼感,有一種外在強迫性,行善與否會有截然不同的來世。而傳統儒家將慈善作為一種自律要求,受到內在道德力的驅使,行善與否是個人的道德操行,無強制性規定。儒家傳統特別強調慈善的道德教化功能,行善不過是良心上的滿足,而沒有將慈善活動轉化成一種本能意識,“本能地從事實際的慈善活動,不管何時何地,都自覺地要求有機會展示這個本能——這種心理狀態中國人完全沒有。”

正是這種東西方慈善文化的差異,使中國人在起源于西方“罪感文化”的現代慈善問題上存在一定的誤區。中國民間心理在慈善事業方面發生了嚴重的偏差。認為慈善就是捐錢,因此,慈善是有產者的事,與大眾無關。有產者則認為那只是大富豪的事情,而大富豪則把責任推給了李嘉誠、比爾·蓋茨等少數人。這種心態的直接根源,在于人們對慈善事業的理解過于狹窄,認為做慈善是單純的奉獻,只有巨額捐款才算是慈善,而根本原因則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公益色彩的缺位。現代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義價值觀。在慈善事業發達的國家,民眾對于慈善的理解早已從“利他”發展為“互利”,認為在慈善中自己也得到了心靈的愉悅、好的名聲,是在為自身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因此,行善并不是富人的固有義務,而是每一個公民應盡的職責。

三、培育健康的中國慈善文化

目前,中國的慈善事業還不夠發達已是一種社會共識,如何推進慈善事業已成為中國當下廣受關注的問題。與慈善事業不發達相伴隨的是中國的慈善文化的缺位和種種不健康狀態,主要表現在慈善活動具有一定程度的強制性、局限于捐錢、功利性十足、背負太多社會功能等。顯然,慈善文化的缺位和扭曲將制約慈善事業的長足發展。因此,中國需要建設一種健康的慈善文化,注重慈善的自主性,擺正慈善的價值性,培育現代公民社會,夯實慈善文化生長的土壤和根基。

從人性的角度講,孟子所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揭示出人們潛在地具有的慈善意識,它是對有需要的、處于不幸或困難的人群進行捐助的自覺意愿和動機,出自對人類的普遍的愛。因此,慈善是一種普世價值,一種普遍的人道主義,一種順乎人性善的一面的自主行為。從人的客觀需要的角度看,現代社會是一個高風險的社會,盡管科技高度發達,人們可以在許多方面利用高科技手段抵御許多風險。但是,面對巨大的自然災害和種種不可抗力,不幸仍然頻繁地降臨。在巨大的不幸面前,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人們需要相互幫助。在現實中,由于各種各樣因素的壓抑,人們潛在的慈善意識并沒有得到充分的實現和發揮。調動人們的慈善意識,注重慈善的自主性,是一個社會的基礎性需要,也是一種底線秩序。培育健康的慈善文化,樹立普遍從事慈善捐助的信念和氛圍,尊重慈善的自覺自愿,是發展中國現代慈善事業的題中應有之意。

從功利的視角看,慈善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處在劇烈的社會轉型期和動蕩的自然環境中的個人難免遭遇這樣或那樣的不幸,身陷于苦難之中。對不幸者而言,最殘酷的打擊也許不是不幸本身,而是其他社會成員對不幸的熟視無睹,無動于衷。因此,慈善是市場經濟的一種必要補充,一種可以限制自利主義無限擴張的價值,一種弘揚利他主義的舉措。有了慈善,社會情感的生態就更均衡,身處困難的群體就能體驗到人間的真情與真愛,這也正是慈善的魅力所在。然而,近年來,人們在談及慈善的社會意義時,常常把慈善看作第三次分配。確實,在客觀上,慈善具有一定分配效果,使社會物質財富從寬裕者手中流轉到短缺者手中。但是,過于強調慈善的分配功能是不適合的。首先,它忽略了慈善本身內在的價值,把慈善當成一種工具,顛倒了慈善行為的本質。其次,它掩蓋了慈善活動豐富的內容,把慈善簡單地等同于捐錢捐物,約減了慈善活動的形式。第三、過于關注富人的慈善舉動,它容易讓人誤以為慈善只是富人的義務,容易滋生均貧富思想,以慈善的名義進行劫富濟貧。如今,在中國,人們有意或無意地讓慈善背負過多的職能,試圖利用慈善去解決一切重大社會問題,如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助貧)、失學兒童的教育問題(助教)、弱勢群體的醫療問題(助醫)等。然而,慈善資源本身是有限的,慈善作用的發揮還受相關制度約束,因此,慈善本身難以承受如此之重。慈善文化建設應讓公眾充分意識到這些,正確評價慈善的作用,才不至于對慈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西方慈善文化的形成主要來自于公民社會的傳統。所謂公民社會,是由有著完整的權利和自由的公民以及公民組織所組成的社會,特別是公民組織在其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公民社會的關鍵點在于“自由人的聯合”,正是這種聯合使得一盤散沙式的社會凝結成為堅強而有行動能力的組織化社會。公民社會對慈善文化的養成,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西方宗教組織等民間救助的傳統、現代社會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的發達,給從古到今的志愿者和慈善事業提供了良好的平臺。他們的行動催生了“有組織的慈善事業”,把來自民間自發的、零散的、個體的同情善意,匯集為社會有意識有組織的行動,慈善意識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自我強化。歷史經驗表明,一種慈善文化的建立,需要不斷的、反復的、有組織的慈善實踐作為前提,而在當下中國,公民社會結構的缺乏,使慈善文化的成長步履維艱。

恩格斯說過,“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一場大災難,見證了中華民族空前的團結和凝聚力,③也給予中國慈善事業許多啟示和沉思。希望我們的慈善工作者能以此為契機,培養健康慈善文化,夯實現代慈善根基。

 

注釋:

①③《人民日報》2008527日,第4版;2008530日,第4版。

②《錢往高出走》,http://www cqn com cn/news

 

(責任編輯:葉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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